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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 张守坤
近日，在天津津门虎对阵成都蓉城的足球比赛中，有球迷辱骂球员韦世豪及其家人，引发争议。
天津市足协随后发布声明称，球迷侮辱谩骂球员的行为，严重违背了体育精神与公序良俗，造成恶劣影响。经天津市公安局滨海分局立案调查，对带头辱骂的球迷姜某某处以行政拘留七日并责令禁止观赛的处罚。
7月21日，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进一步对中超联赛天津赛区（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主场）予以通报批评和对部分看台实施无观众比赛1场的处罚。
《法治日报》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，近年来在大型比赛、演唱会等活动中，观众扰乱秩序的行为时有发生。
2019年在中超联赛的一场比赛中，曾有球迷用横幅侮辱一方球员的家属，引发足协介入调查。
2023年，某歌手在安徽合肥举办演唱会时，数名歌迷因为花了1280元买票但位置不好，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大闹演唱会现场，保安被迫采取相关措施。
在今年广东宏远对阵南京同曦的CBA比赛中，有球迷投掷水瓶并对广东队球员出言不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前在2024年10月29日对阵山西队的比赛中，因现场观众向客队球员及球队席投掷水杯及杂物，南京同曦俱乐部、南京赛区被CBA公司处以严重警告、核减俱乐部联赛经费5万元、取消竞赛承办单位2024-2025赛季CBA联赛优秀安保奖项评选资格。
针对骂人、故意闹事、扔东西砸人等行为，法律如何界定？组织方或相关部门该如何处理？如何进一步优化大型赛事秩序，减少不理性行为？记者对此采访了相关专家。
北京德和衡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常务副主任赵宝龙向记者介绍，针对骂人和故意闹事行为，如何依法处置，要结合情节轻重来判断。前者取决于骂人的影响范围以及对被骂者造成的实际伤害；后者取决于闹事范围、持续时间、造成的后果以及是否为首要分子等。这两者通常都是在治安处罚的范围内。
“扔东西砸人则不同，很可能触犯刑法。”赵宝龙说。
他具体分析道，扔东西砸人是治安处罚中严重的一类行为，其定性关键在于投掷物品的性质（危险性）、投掷的力度和方向（是否针对人或人群密集区）、造成的实际后果（是否受伤、伤情程度）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故意（是发泄情绪、针对特定对象还是不计后果）。未达到轻伤害的，是治安处罚，如果造成轻伤及以上伤害，就会涉嫌故意伤害罪。
在赵宝龙看来，面对上述行为，组织方和相关职能部门、主管单位应采取分级处理措施：
组织方应该第一时间发现并上前制止正在进行的不当行为。对情节轻微者进行口头警告和教育，要求其立即停止。对于不听劝阻、继续闹事、有攻击倾向或行为升级（如试图扔东西）的人员，组织方有权将其强制带离活动现场，设法控制住行为人，并注意保护现场、收集证据，报警后等待警方处理。同时，组织方应及时发布事件处理的公告和动态。
在处罚后，是否应建立“黑名单”制度，对这些人出示“黄牌”（一定时间内禁止观赛、观看演唱会）或者“红牌”（永久禁入），并进行公示？
赵宝龙说，我国对扰乱体育比赛等大型活动的严重情形，已经建立了法定限期禁止观赛的“黑名单”制度。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，因扰乱体育比赛秩序被处以拘留处罚的，可以同时责令其十二个月不得进入体育场馆观看同类比赛；违反规定进入体育场馆的，强行带离现场。
实践中，为规范球迷行为，维护赛场秩序，体育俱乐部和赛事主办方也会设立惩戒机制，建立内部“黑名单”。通过限制或禁止购买该俱乐部或赛事主办方的比赛门票，以阻止相关人员进入主场或客场观赛。这一机制旨在警示球迷理性观赛，保障赛事安全有序进行，同时也是俱乐部、赛事主办方履行管理责任的重要手段。
“‘黑名单’可作为治安处罚的补充手段，弥补法律处罚后缺乏长期约束的不足。公示‘黄牌’‘红牌’措施能警示潜在违规者，强化文明参与意识。”赵宝龙说。
那么，该如何有效维护大型活动秩序，减少不理性行为？
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建议，大型赛事、演唱会的组织者要履行好安全保障义务。在事前，要实行实名制购票、不超容量售票，设置安检通道，禁止携带危险物品入场，同时划分观众区域，设置隔离带，增设疏散通道和应急出口，提前制定突发事件预案；在现场，要根据人数增加安保力量，配备足够安保人员，对情绪激动群体及时隔离，防止事态扩大；事后，要及时对违法者依法追责，进行惩戒，追究其法律责任，并将其纳入“黑名单”。最后，还应当通过媒体进行宣传教育，引导球迷协会、粉丝俱乐部等组织进行自律自治等，杜绝足球流氓文化，在社会层面形成依法观赛、文明观赛的风气。
在赵宝龙看来，购票时应签订电子协议，明确“扰乱秩序将承担禁入、信用扣分等后果”，由票务平台、场馆方、主办方共建行业禁入人员数据库，公安提供行政处罚数据支持。购票时将被列入者自动拦截，禁入期限按行为分级（辱骂禁入1年，扔物品禁入3年，伤人永久禁入）。
他还建议，对普通观众进行常规安检，对于重点监测人员，强化安检单独通道+人工复检，对于醉酒或情绪激动者，应该特别注意，需要前置拦截，在场外醒酒区暂缓入场；还可以在活动开始前招募资深粉丝担任志愿督导员，佩戴标识协助维持秩序。
“应推动相关立法，明确大型活动禁入人员标准、期限及申诉程序；对售票平台设定安全投入强制性比例；出台‘善意免责条款’，比如安保人员依规采取合理应急措施制止不当和暴力行为时，免除民事赔偿责任等。”赵宝龙说。
来源：法治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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